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悠悠荡荡的夕阳中,爷爷坐在藤椅上拨弄二胡,瞧见了鼻青脸肿的我一瘸一拐地走在青石板路上,嘴角牵起一丝幸灾乐祸的笑意,“跟人打架了?”我像霜打的茄子邹着一张脸,点点头,又补充道,“同龄人,单挑。”爷爷显然有些惊讶,忙不迭让我详细讲讲。我没有添油加醋,也没有隐瞒军情,尽量提供了真实的过程。爷爷让我比划几下那家伙的出手套路,我就模仿李夸父做了几个动作,爷爷不温不火的吐出两个字,“咏春。”
时间到了二零零八年,我十九岁。北京从三环扩到了六环,那年夏天,北京城热得像盆火炉,燎得我实在是坐不住,我打算出去走走。
太原。
从夏商到明清,一直是汉民族与少数民族激烈斗争的大战场,我来到这个地方。古语有云,“薛王出降民不降”,说的就是太原人骨子里透着一股杀伐气焰。在这里,我认识了一个疯魔一样的男人。
他总是喜欢紧抿着嘴唇,嘴唇猩红如一抹鲜血,触目惊心。眼睛狭长,有一股大起大落后沉淀出的气质,就连路边不识字的卖菜大妈都能看出他的与众不同。
第一次见面,直觉告诉我,他杀过人,不止一个。
八月,奥运会开幕,北京热闹了,像少年一样,荷尔蒙喷薄即出。我不打算错过,带着从那个男人身上熏陶出的几分凉薄赶回了北京。
凉薄的性格,是那个男人赋予我的一把巨大的镰刀,势大力沉,有意无意间不知道横扫了多少人的好感。
从太原回来,正赶上北京高校生放假,热闹的车厢南来北往,三环到五环整天堵车。经过整顿,北京的上空好了很多,像大病初愈。大街上到处都是年轻的面孔,他们专门做雷锋叔叔做过的好事。
奥运会那三个月,在酒吧每天都能看到新鲜面孔,也有外国友人,音乐从早唱到晚。
酒吧里我认识了一个有趣的姑娘。她穿一双布鞋,藏青色,绣莲花,美轮美奂,裤子是麻料的。当她施施然站在吧台边的时候,我就感慨,原来这登不上大雅之堂的布料也可以被穿得如此雅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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